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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墓讯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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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中国日本墓地的特点

近代中国日本墓地的特点

所属分类:公墓讯息   发布时间:2021-04-27 16:54:20  作者:炫地公墓

  一、外国葬礼景观:居民公墓

  (一)墓区的土地权利。在墓地选址问题上,日本领事官以租界狭小或不能在边界内进行新葬为借口,要求另一个空间,选择在边界外,变相造成了更多的土地。根据苏杭租界的宪章,墓地占用的土地归中方所有,日方有权使用,但必须对租赁有所贡献如果边界是私人的,或者是中国,当地官员购买转租给日本人,或者是日本领事官员通过当地官员与民众协商介入;如果边界属于公有土地,日本领事官会直接与当地官员协商地价。至于墓地的使用年限,没有文献记载。根据《济南商埠局设立外侨茔地条规》,参照每个特许权的租赁期,埋葬期限于30年,如果没有办理,可以延长30年,到期后不能延长。如果没有搬迁或者没有主人的坟墓,就会被移走。

  (二)地面墓墓地的大小取决于当地日本人的死亡。1897年,苏州日租界章程首次规定了墓地的面积,即在界外一个安静开阔的地方,以十亩为率。1901年,重庆日租界的宪章仿照张苏,也限定为十亩。如果以后不够,可以随时和地方官员一起扩大。根据1913年的调查,地面,上海的日本人墓占地13亩(其中包括3.4亩火葬场)。青岛的日本墓地占地约4亩。济南商埠局外星人预设墓区较小,位于堤口庄东以东,金浦铁路以北,总面积6亩8分1%。为了节省土地,每座墓也详细指定。死者占地1英尺长,5英尺宽(包括纪念碑);如果一个国家要求指定一个特殊的埋葬地点,“以半英亩为限”,前提是该国领事每年要捐款。根据现有资料,东北地区有大型的日本墓地,比如奉天的西大墓地占地30亩,大西门外的墓地占地167亩。

  (三)管理公墓权。日本陵园开放后,归外交部管辖,具体事务由领事官员负责,管理还任命了一些居民团体或寺院。1874年初,上海领事品川视察,欧美领事对处理的安葬特别“庄重、谨慎”,但由于管理,条件差,日本墓地“满是马粪或种有蔬菜和树木”,“不仅被外国人耻笑,还关系到政府对人民的恩情”,于是起草了《上海墓地规则及墓门墙围办法》。规定公墓事务由领事馆总务科专员负责。当官员和人民死亡时,应立即检查尸体,并出示返阴证明和医生的死亡证明;如果您是乘客,请附上文物鉴定证书。领事馆负责人必须询问死者的原籍、职业和居住地,检查墓地是否有出入,确定棺材存放地点,并挖洞埋葬。墓志中登记的墓号刻在石碑的表面上,并保留一份副本以备将来参考,以免混淆。将来到修补,要重新安葬或葬在别处,都需要领事许可。墓主人(可以雇佣中国人或其他外国人)经常打扫墓。如果有人来参拜,必须随时开门。鉴于居民远离故土,“奋发进取”,为了奖励这些精神,领事馆从领事馆的月费中拿出300元捐助维护。财政部认为这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,并决定寻找另一种方式来分配1150元给建设

  (1)火葬。日本地广人稀,穷人无条件下葬,加上佛教信仰,19世纪中叶开始流行火葬。日本人到中国后,逐渐在奉天、上海、营口、天津、青岛等地设立火葬场。1906年,奉天居民建造了一个十室火葬场,占地4000平方米,是日本人在中国建立的最早的火葬场。1907年3月,上海日本佛教组织成立法光股份有限公司,在保山建火葬场。协助设施在火葬场修建了休息室、柴火仓库,棺材车厢和马厩,1911年移交给管理居民小组,从当年4月到次年1月,火化了97人。1910年9月,日本人在营口新市街东北面设立墓地,并在东端建火葬场(两个火炉)。1925年,牛家屯新建了一个火葬场,次年5月开放。天津火葬场当初是驻防部队在营房南面修建的日本租界。居民用的非常多,士兵却很少(1915年1月到1917年7月,152个火化炉只有18个有军事关系)。1917年9月,它被转移到居民民团,然后由一个法人财团经营。青岛火葬场原位于台东镇红安集。1917年1月,管理被青岛军政部收购。1916年火化451人,1918年火化736人,火化405人。因为当地日本人不以常住为目的,火化后的遗体大多葬在中国的出生地,只有少数人葬在当地的墓地。

  (2)年级。在日本,墓地是根据他们在多少的地位和收入来分级的。这个概念,从渗透到中国的墓地。根据上海领事馆拟定的《墓地规则》,居民墓地分为三类。优越:宽5尺,长10尺,洋银地价10元;中等:宽5尺,长7.5尺,有洋银,5元;下层:4尺宽,7.5尺长,有洋银,2元。任何想葬在那里的人都必须向领事馆提出申请,并支付相应的地价和费用。准备后,棺材将被转移到中国,并放置在一个高干燥的地方。亲友应提前10元缴纳保费,并从1元起收取费用。两年内未转让的,安葬在中型公墓,已缴纳的费用不予退还。在这种情况下,死者籍贯的名字应该写在表面的棺材里并密封严密。如果死者没有亲戚朋友,无力支付土地款,就葬在外面的空地上。在多少,这种根据报酬和等级进行埋葬的方法被其他日本居民的墓地所效仿。1917年,日本驻青军政长官竹内(Takeuchi Takeuchi)发布《居留民墓地使用规则》号,规定墓园的主人、幸存者或相关人员应向军政管理部门申请墓园的编号和等级,费用按一级、二级、三级和梯田数量(1个梯田约3.3平方米)收取。1坪以下的坪数收取一等2元、二等1元、三等50元;公寓数量在2坪以下的,一等2元收费50元,二等1元30元,三等70元;一等3元,二等1元,三等70元,户型少于3个收费。其中一、二类名额不得超过三坪,三类名额不得超过两坪。用户可以自由选择墓地的位置,按顺序掩埋,自行清理。

修缮墓地。墓地的使用权遗族可以继承,但不得转让。修缮、改葬或发掘时须取得许可证。贫困或无力付费者可减免使用费,住所不详及临时埋葬者使用特别区域,无人认领的坟墓则另择地域进行合葬。

    (三)葬仪。1870年,日本太政官发布《服忌令》,规定父母死亡忌日50天、丈夫30天、妻子和嫡子20天。丧服分黑白两色,以白为主。在近畿等大部分地区,认为遗骸系污秽之物,应有所忌讳,而灵魂脱离死体后能够长期存在,须被祭祀于净土,由此形成“两墓制”的葬习,即在远离村落的地方建“尸”墓,以竹、木牌简单标记后,不再重视,任其自然消失;同时,又在村落附近或寺庙内建“灵”墓,用以长期参拜。根据日本的神道信仰,人死后需要供养才能成为“神”,一般以33年为期限,有的地方是50年。日本人在华葬式,按约定须选择城郊偏僻之地,无法实行“两墓制”,只得尸身与魂灵一起安葬,采“单墓制”,即遗体埋葬后,树立石碑,定期祭拜。在忌日或盂兰盆节,居留民在墓前挂起灯笼,铺上毛巾,备好酒肴,还弹起三味琴。有外国人和中国人受好奇心驱使,前往围观。

    总之,中日和平时期,日本居留民死者主要葬于专有墓地,少数葬于军队墓地或外侨公墓。

    二、军国主义象征:日军墓地

    (一)战时葬于中国战地。甲午战前,日本政府即预料会出现大量战死者,陆军省于7月17日发布《战时陆军埋葬规则》,规定战争期间,战死者临时葬于战地。(27)甲午战争中,日军战死1132人、伤死285人、病死11894人,总数达1.3万余人。在辽东半岛及山东战地,日军先将死体火化,遗骨埋于战场,树立简易墓标。日俄战争历时19个月,据日方史载,日军死亡达8万余人。(28)1904年5月30日,陆军省颁布《打扫战场及战死者埋葬规则》,关于遗骨的处理规定:战死者分别火化,将遗骨送葬于陆海军埋葬地,但依实情,可将遗骨临时葬于战地,仅将遗发送还;遗骨临时葬于战地时,可竖木牌,或立石碑,记载某某之墓、何时战死、何日立碑等,其做法与甲午战争一致,并延至日军进攻东北时期。

    (二)战后归葬陆海军埋葬地。按甲午战前的《战时陆军埋葬规则》,死者战后须归葬于陆军“指定埋葬地”,葬法采“个体主义”,一人一墓,单立木质或石质墓标,葬费由军方支付,葬后由所属部队通知遗族,遗族可申请改葬。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的1895年7月,留守日军开始发掘战地坟墓,将火葬后的遗骨、遗发全部运回,分葬于各卫戍部队的指定墓域。(29)由于允许申请改葬,许多亲族将遗骨移至家庭墓地,导致“民间墓标杂乱不堪,并有颓废不修之虞”,严重影响了“军威”。(30)1897年7月30日,陆军省军务局颁布《陆军埋葬规则》,将原来的“指定埋葬地”改为“陆军埋葬地”。规定平战两时,除非死者留有遗言,遗骨、遗发均须葬于该处(根据1896年《驻屯台湾澎湖岛军人军属之埋葬规程》,死于台湾的官兵遗体不再运回国内,而是就地安葬),将校及准士官除外,一般葬后十年须行合葬,合葬之处,设置墓标,标明姓名、官位等。葬法依信仰自由主义,不限神葬和佛葬。(31)日俄战争以后直到日军占领东北全境,由于《打扫战场及战死者埋葬规则》规定,为追悼战死者,可在旅顺等地建造收纳遗骨的“忠灵塔”,所以仅有少量尸骸被掘送还国内,大部分尸骨则仍埋于占领区。

    (三)在统治区建造忠灵塔。1906年,天津驻屯军为纪念镇压义和团的战亡官兵,在大和公园立“北清事变忠魂碑”,此为日军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座纪念碑。1906年3月日俄战争胜利后,日军在旅顺白玉山建造纳骨祠,用于存放2万余名骨灰,后又在纳骨祠对面的山顶上建造了一座“表忠塔”。该塔所用石料采自乃木希典的家乡山口县,塔形宛如一支白色的蜡烛。在1907年以后的几年间,日军一一挖掘散葬于各处的遗骨,在辽阳(1907年10月,纳骨14364)、大连(1908年9月,纳骨6029)、奉天(1910年3月,纳骨34875)、安东(1910年6月,纳骨3129)等地设置了纳骨祠,加上旅顺纳骨祠,共安置8万余名骨灰。1923年10月,“南满洲纳骨祠保存会”成立,接替关东军管理各处纳骨祠。(

    (四)军国主义葬仪。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以前,战死军人根据灵肉分离的信仰及两墓制传统,除尸身葬于国内的“指定埋葬地”或“陆军埋葬地”以及东北的“纳骨祠”或“忠灵塔”外,其“灵”还要以“柱”的形式合祭于靖国神社,接受公众参拜。1879年靖国神社改建后(始建于1869年,称“东京招魂社”),经费、日常事务及祭祀活动由陆海军共管(陆军为主),成为合祭战死者的军用设施。甲午战后,祭祀对象扩大为战病死者,陆续入祭2万8千余柱。日俄战后,祭神新增8万8千余柱,并开始将战死者称为“忠灵”、“忠魂”、“英灵”、“英魂”等。该神社内无死者的骨灰或牌位,仅将姓名及资料记录于“灵玺簿”。合祭名单先由陆海军审查内定,经天皇敕许,直接升格为“神”,不需民间信仰的33年期限。祭时天皇“亲拜”,嘉许遗族。例行祭为春祭4月30日(日俄战争胜利后陆军凯旋阅兵纪念日),秋祭10月23日(海军凯旋阅兵纪念日),还有各种临时大祭。

    由上可见,日军墓地与居留民迥然相异。居留民墓地的设置有条约规定,由领事馆、居留民团体或寺院管理,其葬仪以追悼死者为目的,死亡纯粹为个体事件。日俄战争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,高大的忠灵塔遍及东北主要都市,由“忠灵显彰会”统辖,选址完全自定,严重侵害了中国领土主权。在军国主义支配下,军人生前属于所在部队,死后归葬于一处,他不属于自己,不属于家庭,成为日本侵略扩张的牺牲品。

    三、法西斯主义符号:墓地的复制及功能转换

    (一)尸身的三墓制。指遗骨分为三部分,分别葬于中国战地、陆海军墓地及家庭墓地。全面侵华战争初期,日军各部队已有将遗骨分成三部分的做法。(43)根据新的埋葬规则,遗骨的处理有三个环节,前线部队将遗骨送战地兵站司令部,司令部取出一部分以备葬于占领区的忠灵塔,其余则送日本国内的留守部队;留守部队取出一部分以备葬于陆海军墓地,其余则送交遗族;遗族将所剩余骨安葬于家庭墓地。(44)具体程序如下。

    (二)灵魂的三墓制。指战死者之灵不仅要在靖国神社接受参拜,还要在各府县建“护国神社”、在各市町村建忠灵塔,以祭祀本地的出身者,这种从国家级→府县级→村町级的参拜,可称为灵墓的三级制。1938年4月,陆军大将铃木孝雄担任靖国神社宫司,实现了军政祭的合一。时靖国神社举行大祭,合祀战死军人军属4533柱,至此社内已有“合祀神”13万5千余柱。1939年是靖国神社建立70周年,该社邀请遗族“上京”,参加祭祀活动,并决定以后将其制度化。8月6日,在“恩赐财团军人援护会”的组织下,约1600名战死者遗儿来到靖国神社,与成为“护国之神”的父亲“见面”。(50)10月18-22日,靖国神社举行临时大祭,新祭战死者10379柱,两万多遗族奉命“上京”,受到天皇嘉许。(51)时各报大加渲染,“武士道”、“大和魂”跃然纸上,日本民众一时战意高昂,“靖国神社见”――成为广为流传的誓言。

    (三)中国各地塔碑的一统化。前述中国战地兵站司令部取出的分骨,有的供置于特设的奉安所,有的临时存于神社、寺院。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,各地日军依照陆军省颁布的《支那事变作战地塔碑建设要领》,为合祭“殉于皇战的忠死者分骨,使大日本帝国陆海军的光辉武勋永远传于后世,并为保全战迹,使之成为东亚永久和平及大陆精神的中心”,按“大日本忠灵显彰会”的“战地第一主义”,纷纷成立相应组织,有计划地建造忠灵塔、英魂碑和战迹纪念碑等设施。(55)

    四、侵凌与争斗:围绕墓地的中日关系

    丧葬是生与死、特别是关于死的文化习俗,各国之间存在形式上的差异,理应互相尊重或借鉴。如日俄战争以后,东北地方官按中立条款,曾严命当地民众须妥行保全日本将兵坟茔以及立有忠魂碑之地,如有凌践情事,一经查出,“严拿究办”;(71)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,日本人乘机占据青岛,1922年2月4日的中日《解决山东悬案条约》规定,日本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,并移交行政权及该地域内的公产包括土地、房舍等,但考虑到青岛日本居留民的风习,并没有要求取消日本人墓地、忠魂碑、火葬场、神社等设施;(72)民国时期,许多有识之士为节约用地及公共卫生起见,希望政府明定仪式,使民间打破陋习,仿照日本人实行火葬。(73)这是一种对丧葬的科学态度。但提倡归提倡,若是由外国来逼迫实行,性质就改变了。日本人来华后,强制推行己方传统,更将中国人纳入其葬仪体制。对此,中国政府和人民进行了坚决抵制,受两国关系阶段性变化的影响,从一小块墓地到无形的精神世界,中日之间形成了一个另类战场。

    和平时期,中日纷争主要在居留民墓地,如墓地管理权、墓地大小等,日本人不断要求扩大权益,中国人则寸土必争,严守主权。

    (一)日本人欲取得墓地管理权。根据中日约章,日本仅取得墓地开设权,管理权属于何方,并无条约明文。各地墓地开设后,日领事官即以种种手段,欲夺取管理权,但主权所系,地方官并不退让。1915年,驻济南领事林久治郎致函山东交涉署,称该国旅居商民日见其众,请定出外侨茔地,以备使用。交涉署依据《济南商埠租建章程》,在郊外专设一块墓地,以供他国旅卒者共同寄葬,后来各国因占地多寡、征收费用、管理办法等问题彼此相持,一时未能解决。次年7月间,日本人竟先在该预设墓地内修盖烧骨房,交涉署特派员立与日领交涉,双方划定了日本人茔地所占的面积。特派员又向日领表示,将制订茔地管理及收费办法,俾资遵守。日领事官认为中方含干涉性质,未表同意。交涉署此后自拟《济南商埠局设立外侨茔地条规》,呈报北洋政府查核,并请检示成案、解释约文,以便与日领事官周旋。根据该条规,外侨墓地由商埠局管理,凡外国人拟葬该地者,由该国领事官照会商埠局,局再发给准单,并知会警察署指挥进葬。葬时不分国籍,横列挨葬,手续费5元,为茔地看守人费用。(74)此事久拖未果。但从各地交涉情形来看,管理权最终落于日方,如天津居留民团的《公设墓地条例》及《火葬场使用条例》就明确规定,凡欲在该处火葬及埋葬者均须通过租界当局同意。(75)

    (二)日本人欲扩大墓地面积。日本国内,墓地狭小,但一旦确定,则不求扩大,否则即认不吉利。若墓地葬满,可将33年以上的老墓掘开,葬入新死者;若没有超过33年以上的,则从最老的坟墓掘起。日本人赴华之后,惜土观念大变,一味要求扩大墓域。南京居留民墓地及火葬场原设南门外雨花台的高座寺(约20坪,租金年银60元)。1919年,驻南京领事代理清野长太郎认为“规模太小”,与金陵道尹和交涉署交涉,提出“不限年期”租借神策门内紫竹林一带作为墓葬之地。交涉署曹豫谦调查后复称,该地界属于寺僧祖产,如有变更,取决于地方公共团体,而当地绅士多不赞同,原因是附近有家居,火化之时,与公共卫生有碍。不成后,清野又提出租借太平门外地界,又遭拒。是年9月清野转任后,居留民会与地方政府继续交涉,仍无进展。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,雨花台火葬场、十余座日本人墓碑遭战乱破坏,几被夷为平地。(76)1939年9月,“维新政府”统治期间,居留民会终于取得清凉山附近20亩民地,次年重建了火葬场。(77)日本大规模侵华后,上海等地的日本人墓地及火葬场大多进行了扩建,(78)新建设施更是随处可见,如:占领南开大学后,在校园内建火葬场;(79)侵占福州后,在仓前山琉球墓附近建焚尸场。(80)

    关于居留民墓地的争执,中日互有妥协,但因日方居于强势地位,结果日本人在中国的墓地最多,分布最广,所占面积最大。抗战胜利后,日本居留民返国,出于城市规划、建设等需要,上海等地的居留民墓地多被平毁。对此,日本人表示,这是受到损害的中国民众报复日本帝国主义的“不可阻止”的结果。(81)

    日军全面侵华期间,不仅肆意毁坏各地墓葬,更在精神上压制中国人,强令参加旨在摧毁中国人抗战意志的一系列追悼活动。诸种行径,略述如次。

    (一)破坏中国陵墓。战时,许多中国墓葬毁于战火,弘扬民族精神的纪念塔碑,更是遭到日军的侵辱。1937年底日军占领北京,将中山公园孙中山奉安纪念碑的字迹磨平,另刻文纪念日本阵亡官兵,重树于卢沟桥边。1937年12月日军进攻南京,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内的祭堂等建筑、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内的“一二八”事变抗战将士纪念碑等悉遭日军毁坏;中山陵因为日军宿营,“里面完全荒废了”;孙中山塑像遭日军枪击,塑像背后还被写上“亡国之父”几个字。(82)淞沪会战后,上海日军为纪念战亡官兵,于1938年在八字桥建造战迹纪念碑,炸毁了该处的“五卅纪念碑”。(83)

    (二)垄断殡葬业。在日占区,中国人时刻面临死亡威胁,并完全失去丧葬自由。九一八事变后,伪满规定殡葬业由卫生部门管理,设地方事务所和同业组合具体经营,(84)埋葬地、祭祀等一律听从日伪指定,如奉天的西营房为第一墓地、五里河为第二墓地、龙王庙为第三墓地;祭祀时间为每年的3月21日、7月15日、9月23日。(85)日占华北后,于1940年前后抛出8个城市的建设大纲,关于公共设施部分,分别指定了中国人埋葬地。时人不禁惊呼:该大纲“实其全副侵略精神之所寄”,其“用意之深密,目标之久远,包罗之广大,计划之扼要,均昭然显示于纸上”,“如其真能永久占领……而我民族尚能有生存之余地乎?”(86)

    (三)强迫中国人建造忠灵塔等设施。日本侵华期间,无数中国人被抛进“万人坑”,死无葬身之所。相反,日军却广建忠灵塔等设施,并强迫中国人出资出力。1907年6月至1909年11月,旅顺日军建造表忠塔,驱使两万多中国劳工,日夜赶修,其中30多人被折磨致死。1934年4月,伪满“为收买汉奸卖国捐躯之心”,规定凡简任官、荐任官抽薪百分之一,委任官及其他官员抽薪百分之零点五,集资建造忠灵塔。(87)1940年2月,日军在南京的五台山建造神社,使用了一部分当地民工,曾在该地挖掘出2000多具惨遭日军屠杀的遗骸。(88)

    (四)强迫中国人追悼“圣战亡灵”。正如日本学者所言:日军在战场上建立的忠灵塔意在表彰战死者的精神,“它超过了坟墓的含意,而具有征服他国的纪念碑的意义”。(89)日军塔碑建成后,不仅强令中国人定期参拜,平时路过还要默哀敬礼。(90)如1937年日军占领张北后,每年清明节都组织学生打扫花园广场的忠灵塔,然后集体默哀三分钟,以表示对死者的悼念。(91)奉天日伪还谱制关于忠灵塔的“市歌”,由中央放送局教唱。(92)为鼓励伪方为其卖命,“促进日支两国国民的精神结合”,日军经常举行祭奠“日中阵亡将士”活动,并强迫沦陷区民众包括妇女儿童参加。1938年4月3日,伪上海市大道政府函令各界人士包括军队、官员、民众代表,以及儒教、佛教和道教等教徒参加在玉佛寺等地举行的追悼法会,强调日中联合召开追悼法会,“不仅是为祭奠幽魂升天,更愿日中两国提携和平,发扬真诚亲善”。(93)1941年9月11日,汕头市日伪集合全市慈善机构及团体一连三天举办法事,“一面崇拜英灵,一面要安慰劫后余生的人民”,“并使全市民众,对于兴亚中日阵亡战士的英烈有深刻的认识,由深刻的认识,因而知道和平建国,是目前急切的要途”。(94)1942年12月8日,在“大东亚战争一周年”之际,“东亚联盟”中国总会(会长汪精卫)、湖北分会(书记长伪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揆一)为“追悼英魂,并激励民众信念”,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“大东亚圣战阵亡将士慰灵祭”,会场半悬“两国”国旗,中日僧侣联合诵经,各机关、各学校、各团体的代表“不下三四万人”。(95)1943年6月5日,日本政府在靖国神社举行山本五十六的“国葬”,汪伪不仅致电哀悼,还规定南京、上海下半旗,各地民众禁止娱乐一天。当日,伪蒙疆政府在张家口的忠灵塔前举行慰灵祭,“大批市民被逼参加”。另据德王回忆:当时死一个日本将级军官,就要举行一次慰灵祭,强令机关、团体、学校的职工和市民参加;每死一个警监以上的日本人,就得举行一次政务院葬,强令政府全体职员参加,他或院长还须亲往致祭。(96)

    余论:战后历史遗留问题

    战后初期,日本的军事葬仪体制基本被破坏:陆海军墓地、护国神社、忠灵塔等或焚于战火,或疏于管理,处于荒废状态;靖国神社根据1952年的《宗教法人法》,降格为独立的宗教设施。但受美国占领政策及全球战略的影响,东京审判没有追究天皇的责任,军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思想仍残留于日本国民意识之中。1952年旧金山和约后,日本舆论开始为战死者鸣冤叫屈,掀起大规模的赦免战犯运动。(103)1953年,日本政府发布《战伤病者、战殁者遗族援护法》和《津贴法》,宣称各级战犯是在日本丧失主权时,由战胜国单方面判决的,与日本的国家意志无关,把死刑战犯称为“法务死”,向其遗族发放养老金和补助费。与此同时,日本政府开始整修陆海军墓地,在各地重建“忠灵塔”、“英魂碑”,并在民间团体的协助下,有计划地搜集残留于海外的115万遗骨。(104)1954年,日本遗族会等结成“靖国神社奉赞会”,从1956年起推行“靖国神社国营化运动”。1958年,日本政府将第一批B、C级战犯亡灵祭入靖国神社。1978年秋,东条英机等14名A级战犯以“昭和殉难者”的名义被祭入靖国神社。(105)至今,靖国神社已陆续合祭近250万亡灵。每年4月、10月及8月15日(终战日),靖国神社仍举行大祭,是时日本政要、遗族、右翼分子等纷纷前往参拜,以靖国神社为中心的祭祀体制重新被确立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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